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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章良接受采访讲述留学归国经历

日期:2009年10月29日 23:09

“3年多直接获得博士学位,创造了华盛顿大学的纪录,我就觉得中国人并不差”

  一天只睡5个小时的中国学子

  记者:您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前往美国的留学生,获得这个机会很不容易吧?

  陈章良:从读大学到最终出国,整个过程都很不容易。1979年,我所在的乡中学有100多人参加高考,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大学。读大学时,我从英国的《自然》杂志上读到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、美国科学院院士玛丽·查尔顿的文章,非常兴奋,便给她写了一封信,表达了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,并希望能到她的实验室去攻读博士学位。玛丽·查尔顿教授很快给我回了信,随后还派了一位华裔教授到我所在的学校对我进行面试。这位教授回去后,向华盛顿大学推荐了我。1983年,大学毕业的第二年,我考取了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。

  记者:从小渔村走到华盛顿,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您怎么理解留学这个机会?

  陈章良:当时有一个信念,获得机会不容易,必须好好把握。在美国,我一天只睡5个小时,很多时候都是睡在图书馆里。我告诉自己要咬紧牙关,不管多苦,不能给国家丢脸,不能给中国人丢脸,不能给自己家里丢脸。人家去参加聚会,去大吃大喝,我钱不多,就去泡图书馆。我记得很多个晚上就在图书馆里面睡觉,因为美国图书馆条件非常好,有沙发,比自己租的地方还好。

  当时在国外,提到中国都是“很土”、“什么都不懂”的印象,我听到很不服气。我们能力并不差,也很有抱负。当时我的同班同学,有的花了七八年才拿到博士学位,而我3年多就拿到了,我就觉得自己并不差。前几年我获颁华盛顿大学杰出校友奖时,华盛顿大学校长告诉我,我用3年多的时间就从学士直接获得了博士学位,创造了华盛顿大学的纪录。

  “留学让我掌握了最前沿的生物技术,但是不回国的话,绝对没有今天的我”

  荣誉献给“生我养我的土地”

  记者:您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“海归”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,能找到很多高薪、舒适的工作,怎么还想到要回国呢?

  陈章良:当时我们那一批留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后都开始在美国找工作,正好国内开始“863计划”,需要一批在最前沿的科学家回来。我是转基因领域比较早的一批研究者,当时国内跟我商量,希望我能回来。他们给了我一张机票,说:“你回国看看,喜欢就回来,不喜欢就算了。”我从复旦到北大,都去看了看,后来在北大留了下来。我是1987年1月回来的,当时26岁,回国后我被破格评上副教授,引起一阵冲击波,说北大的陈章良26岁当副教授,我30岁、40岁为什么不能评?就这样带动了一个年轻化的潮流。

  记者:出去,回来,30年中您的身份多次转变。现在来看,怎么评价当时的选择?这段经历又如何影响到您后来的一次次选择?

  陈章良:如果没有在美国这些年的留学生活,就没有我现在的事业。但没有回国的选择,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人生。是国家给予了我现在的一切。其实,在美国做得好的人非常多,不缺你这个人才。但我们的国家不一样,当时正好需要我的专业和知识,于是我就回国先“吃螃蟹”。可以说,留学让我掌握了最前沿的生物技术,但是不回国的话,绝对没有现在的我。

  记者:这其中有哪些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?

  陈章良:回国前和回国后,有两件事情令我至今记忆深刻。

  回国前,我写完了博士论文,我对论文非常满意,它发表在研究领域最好的杂志上,在论文的最后,我这样写道:“献给生我养我的土地。”这句话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么清楚,就是因为越是在国外,越是感觉国家培养我们之不易,这也是促使我回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  另一件事,是回国后我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“贾乌德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”。在颁奖礼上,我准备的感谢辞原本是英文的,但在上台前我国驻联合国大使突然发现了这点,他当即提醒,这么重大的荣誉,你是代表中国获得的,必须用中文来讲,大使馆可以为你提供同声翻译。于是我改成了中文发言,在感谢辞的结尾,我用中文说“谢谢”,台下很多外国人听懂了这个词语,立即开始鼓掌,当时我的心情,就像现在看到奥运会夺冠后升起五星红旗一样。能为国家挣得一点荣誉,我们感到很骄傲。

  “我想尽最大努力,帮广西3000多万农民致富,让200多万广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”

  为“最穷和最弱”操心的学者官员

  记者:“海归”是特殊群体,也是特殊视角,我们关注这个群体,是因为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近代以来重要的时代课题,而“海归”可以说是丈量这个距离的前行者。

  陈章良:对,追寻一代代“海归”的身影,从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开始,詹天佑、茅以升、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钱伟长、孙中山、周恩来、邓小平,到改革开放后从我们这批人开始的新一代留学生,可以很清晰地看见,他们在中国的社会制度、民主政治、经济建设、科技发展等方面都留下了足迹。

  留学,是一种跟世界接轨、吸纳世界其他民族教育科学文化精华的重要手段。现在我们很多领域的科技水平跟世界先进水平接轨,“海归”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
  记者:现在大家说“世界是平的”,出国、回来已经变成平常事,现在的“80后海归”跟您以前大不一样了。对于今天这些想出去看世界也想回来创事业的年轻人,您给出什么样的建议?

  陈章良:我带过的100多个学生几乎都出去过,我觉得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出去看一看。但并不是不出去就没希望,世界是平的,很多信息已经能够共享。根据你的兴趣能力和对未来的追求,选择是否出去。如果能出去学习,一定要抓住机会、用好时间。

  一个人成功的关键,我觉得不在出国与否,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拼搏的精神,靠自己拼搏,绝对不能靠父母或“天上掉馅饼”。同时,把握住机遇,你就能成功。

  记者:以前在中国农业大学,学生亲切地称呼您“良哥”,您到广西后有没有新的外号或者说法?

  陈章良:最新的说法就是,我是操心“最穷和最弱”的官员,因为我分管农林水、民政、扶贫。在广西工作的这两年,让我深刻感受到,农民不富裕起来,国家无法富裕起来;农民没有小康,国家没法小康。我想尽最大努力,利用我的研究成果、资源和经验,帮广西3000多万农民致富,让200多万广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。我每天都非常忙,一直在底下走,全区109个县,除了三四个,我都去过。我对自己的唯一要求就是,尽心尽力地工作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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